基礎研究：離登頂還差幾步？

　　潘建偉小組新完成了『6光子糾纏和操縱』實驗。(資料圖片)

圖為潘建偉(中)、楊濤(右二)和實驗室的成員們在討論問題。李雅清 攝 伴隨著持續不斷的投入和追趕，中國的基礎科學研究已經走到群體突破的前夜。記者采訪了兩位活躍在國際科學前沿的青年學者，聽他們講述——

　　華羅庚、吳文俊、黃昆、劉東生、葉篤正、彭桓武……有人說，把半個世紀以來我國基礎科學研究的大師級人物請到一起，一個小會議室就可以坐下。

　　這種局面不會再延續半個世紀了。種種跡象表明，隨著中國科學張開雙臂擁抱世界，隨著持續不斷的投入和追趕，中國基礎科學研究在思考和摸索中走到了群體突破的前夜。那麼，究竟離群體性登頂還有多遠？怎樣走好關鍵的最後幾步？

　　2月2日，記者采訪了中國科技大學量子物理與量子信息實驗室的學術帶頭人潘建偉和楊濤，請他們對照中外基礎研究的情況，談談自己的體會和看法。

　　1996年，潘建偉到奧地利維也納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原定的主要目標是理論研究。得知導師塞林格正在指導進行『未知量子態遠程傳輸』的實驗，潘建偉斷定，那是量子研究領域一項劃時代的實驗，『我一定要參與進去』。

　　那時候，國內外的生活條件相差較大，不少人三天兩頭想著往外面跑，只要能出國做訪問學者就很高興。『在那種情況下，人們想得更多的是在國外找到一個位置，對於躋身科學前沿、做真正有價值的事，想得比較少。』

　　潘建偉不這樣想。『我們為什麼要出國？歸根結底，是想找到最好的團隊，找到最好的導師，找到學科發展的主流方向。』在潘建偉看來，『導師的作用，是把你領到長滿果子的樹下。他無法保證你一定能將果子摘下來，你要跳，要爬，或者找別的工具，這都沒有關系，關鍵在於大方向是正確的。』

　　在國內做研究，有的導師常常認為，要在前沿佔據一席之地，就一定要選最難的題目來做。潘建偉發現，國外的導師一般不這麼要求。『他會給你很多最新的文獻看，看完了再給。他會引導你從相對容易的事情做起，慢慢積累，直到你逐漸形成獨立的判斷，找到突破的感覺。』

　　潘建偉留學時所在的實驗室，每周都要請不同的人來做學術報告，不一定是本專業的，也不一定聽得懂，但這些東西說不定哪一天就用得上。實驗室對參加國際學術會議也非常看重。『我們幾乎每開一個國際會議，就會帶回一個新的實驗方案。而且導師也很開明，只要你覺得新的嘗試是有價值的，你隨時可以把手裡正在進行的工作停下來，去安排一個新的實驗。』

　　就這樣，潘建偉幸運地找到了『那棵有果子的樹』。『我一次一次地找導師游說，終於「擠進」了量子糾纏實驗的第一代研究團隊。』加入實驗組的第二年，他作為第二作者在《自然》雜志上發表了一篇論文，這篇論文被列為20世紀《自然》雜志21篇經典物理學論文之一。

　　直到今天，中國學生出國參加面試，潘建偉都會非常細致地幫他准備，找最好的導師，申請最好的研究小組，並且強調一條：你在要去的小組是要能夠學到東西的，不能僅僅去貢獻自己的已有知識。潘建偉覺得，這是一種投資，比購置儀器重要得多的投資。

　　這些年來，國內基礎研究方面的硬件水平提昇很快。每當有客人來，常常被領著參觀大型儀器設備。對此，很多國外同行不以為然。在他們看來，擁有怎樣的儀器設備並不重要，能自己動手改造儀器設備，並在上面做別人沒做過的事，纔是最關鍵的。

　　潘建偉對此深表認同。在他眼裡，人是『最高級的儀器』，『我們可以花100萬、200萬元買一個儀器，而「最高級的儀器」卻不是花錢就可以買到的。反過來講，如果請對人的話，他可以在一臺儀器上完成兩臺、三臺儀器也完成不了的工作。』

　　現在國內科技界收入普遍提高，去國外謀職對於有一定資歷的人來講，不再像前些年那樣有吸引力，但對年輕人則不然。一些學生博士還沒畢業，就急著聯系國外的博士後位置。很多博士生的想法是：我現在博士畢業，做的不錯，但留校也就每月2000元左右，出國的話一個月能拿三四萬元，還是先出去幾年解決經濟壓力再說。

　　『國外有這樣的機制：剛出來的博士後如果比較優秀，就給你比較高的待遇。這樣的待遇你可以享受幾年，假如做得好，很快就可以轉為副教授、教授。這對於為結婚、住房發愁的年輕人來講，是很好的過渡方案。』楊濤說，以前國內的博士後制度借鑒了這一做法，博士後的待遇相當於副教授，可是隨著博士越來越多，這個辦法很難堅持下去。怎樣讓年輕人安心工作，成為令人頭疼的問題。

　　潘建偉說，現在中國的科研條件和研究水平，已經對一些國外青年學者有了吸引力。但假如你告訴他，到這裡每個月的收入只有兩三千元，聖誕節回國的機票都要自己想辦法，對方恐怕就要打退堂鼓。『把關注的重點從「物」轉向「人」，拿出買儀器的經費來吸引人纔，這一點非常重要。』

　　潘建偉在中科大的實驗室很需要學電子的技師。可是這些人進來之後，沒過多久就開始轉而研究物理。這讓潘建偉很生氣，『要搞物理的話我引進你乾嗎？但他們說，潘老師，我們評職稱也需要文章啊。』

　　翻開潘建偉的護照，4年來，他總共在國內外穿梭了48次。在外學習新知識是一個方面，更重要的是，那裡的一些配套條件，國內暫時難以提供。

　　『很多實驗不是買來儀器就可以做的，你得自己動手制作設備，甚至需要強有力的校辦工廠來支持。』在國外，實驗室都有非常專業化的電工、鉗工、車工等技師，圖紙一畫，東西就做出來了。一個研究小組裡面，各方面的人纔都有，遇到問題很容易得到同事的幫助。

　　『到2004年，我們中科大的研究小組在多光子糾纏方面，已經成為國際上最好的小組之一。』潘建偉說，『但實驗當中遇到純技術性的問題，要找個討論的人都沒有。在這種情況下，我只好繼續兩頭跑。』

　　按計劃，潘建偉明年夏天前會將所有的實驗轉到國內來做，如何建立健全科研輔助人員的評價激勵機制，是他需要考慮的一個問題。『對於當技師的人來講，必須給他這樣的預期：如果乾得好的話，完全可以得到跟教授一樣的地位和待遇。只有這樣，技校纔會真正吸引高素質的學生，每個人纔會熱愛自己的崗位，而不是替教授、研究員服務時感到心理不平衡。』

　　改變宏觀環境一時半會兒不容易，潘建偉打算在小組中安排一些相對靈活的經費，用以提昇科研輔助人員的地位和成就感。『我們希望學校和國家也能有類似的政策出臺。』

　　5年前，學有所成的潘建偉面臨抉擇。回國？一切都要從頭開始，正在進行的工作很難繼續下去。留下？在人家的羽翼下生活，獨力探索和發展的願望不易滿足。左思右想，他決定尋找一種新方式，為組建一個高水平科研團隊提供人纔來源。

　　讓齊達內或羅納爾多獨自到中國來踢足球，也許很難發揮出應有的水平，因為沒有同樣優秀的隊友配合。但假如他們在歐洲或南美成立一支球隊，逐漸把隊裡的中國球員的能力培養起來，再到中國來踢球，也許一樣能踢出夢之隊的水平。

　　潘建偉的想法，有點與此相似。一方面，他與中科大合作，在國內成立實驗室；另一方面，他在歐洲做客座研究時，招收的學生中有不少是來自中國的博士後和博士生，『每項技術起碼有兩人在學』，這些學生也非常願意畢業以後回國工作。

　　潘建偉打算明年把在歐洲的實驗室完全搬回國內。『各式各樣的人纔都有了，我們的團隊就成了一個已經燃燒起來的煤球爐，不像一只單獨的煤球，拿出去就會熄滅。』

　　『當時我們這樣做，很多人不理解。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我想大家總會理解的。而且，現在國家把公派出國聯合培養的年限從1年提高到2—4年，再也不用像我們那麼費勁了。』潘建偉說。

　　潘建偉2001年在中國科技大學組建量子物理與量子信息實驗室，主要研究方向是利用光學、原子系綜和核磁共振等手段研究量子通信和量子計算。目前研究團隊有40歲以下的教授5人，年輕的博士12人，碩士、博士生30多人。近年來，研究團隊承擔了科技部『973』、重大科學研究計劃、中國科學院知識創新工程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等一批國家重要研究項目。以往4年裡，在《自然》雜志上發表論文1篇，《自然·物理》上發表論文2篇《物理評論快報》上發表論文24篇。研究成果入選了美國物理學會的2004年度和2006年度國際物理學重大事件，以及歐洲物理學會評選的2004年度國際物理學十大進展；被兩院院士選入中國十大科技進展3次；入選教育部十大科技進展2次。(餘建斌楊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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