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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芬蘭《赫爾辛基日報》(Helsingin Sanomat)今天撰文稱,諾基亞前CEO康培凱已經適應了離職後的清閑生活,甚至開始享受這種生活方式。
以下為文章全文:
逃離緊張的生活
通過聲音判斷,放在康培凱(Olli-Pekka Kallasvuo)餐桌上的那部黑色手機一直在收取電子郵件。康培凱用的是一款罕見的諾基亞E7原型機,這款手機尚未上市,但有望於明年開售。『我走的時候,他們讓我留下這部手機。』他說。
57歲的康培凱在諾基亞工作了將近30年。他從諾基亞的一名律師一路晉昇為CEO,但是今年9月10日,他卻被解僱了。正是從那時起,他忙碌的生活也戛然而止。盡管仍是工作日,但他現在卻非常放松地坐在家裡的沙發上。在他的日程上,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與一名商人朋友共進聖誕節午餐。『因為工作的緣故,我已經15年拒絕了聖誕節午餐的邀請。』他說。
離職將康培凱帶回了正常的生活,如今,他終於有時間購物、打網球並閱讀傳記了。當他5年來首次能夠前往Vermo觀看賽馬比賽時,他興奮極了。『我只對賽馬感興趣,對賭馬沒興趣。』他說,他已經將許多賽馬的血統牢記於心。
然而,放松的生活仍然需要一段適應期。擔任諾基亞總裁兼CEO期間,他每天8:30到辦公室,12小時後離開,回家後還會再做一些工作。康培凱每年有140天在外出差,多年都沒有真正放過一天假。他說:『我通常在聖誕節期間或是8月的第二周會放松幾天。』
康培凱承認,直到最近,他纔有時間思考自己的生活已經變得多麼緊張。『我一心撲在工作上,而且無怨無悔,從不含糊。』他說。然而,今年秋天,在康培凱身上卻發生了一些事情。
國際名人康培凱
為諾基亞效力多年使得康培凱成了富人。例如,2000年時,他的收入就達到1360萬歐元(約合1785萬美元)。他與現任妻子尤蘇拉·拉寧(Ursula Ranin)在赫爾辛基南部的一棟兩層小樓裡住了8年,但他們兩人的名字都沒有出現在樓下的對講機上。
房間內頗為時尚但卻並不張揚,牆上並沒有掛太多的畫。房間裡擺放的物品都很古朴,桌子上放著幾本有關藝術史的書籍。樓上有一間書房,裡面放著他從世界各地搜集來的物品,還有兩個酒櫃。『那裡放的都是好酒。』康培凱說。
上世紀90年代,康培凱就已經成了百萬富翁。彼時,諾基亞股價飆昇,而股票期權則為公司的管理層帶來了巨額收益。『對我而言,致富是一種古怪的感覺,甚至有些不可思議,這種感覺持續了多年。整個90年代,我都是一個背負住房貸款的普通人。』
擔任諾基亞CEO後,康培凱成了國際名人,他的照片甚至登上過《財富》雜志的封面。但並非所有的關注都是正面的。在芬蘭,很多人都會想起他的漏稅丑聞:他當時沒有申報從瑞士買來的、價值1.1萬歐元的商品。還有人將諾基亞當前的困境歸咎於康培凱。『在聚光燈下,我有一種不真實的感覺。我十分討厭當CEO,但卻必須接受現實。』人們會在路上對他指指點點,與他攀談,並索要簽名。康培凱承認,這種公眾形象使他做事小心翼翼。他說:『我不會大晚上跑到街上去,因為隨時都有可能碰到怨恨我的人。』
永遠不買iPhone
離職後,康培凱淡出了公眾視野。現在,他很放松,甚至很享受。他認真地傾聽問題,然後給出頗具考量的回答。但由於簽訂了保密協議,他不會再以任何方式評論諾基亞。『對諾基亞,我最想念的是人。』康培凱說。他們一起工作,而且周圍總是有一些有纔華的人,他們中很多人最終都成了朋友。
被解僱的CEO通常都會對自己未盡的事業感到惋惜。許多人會公開表達失望,甚至憤怒之情。康培凱從未批評過諾基亞。在他看來,如果一名CEO沒有達到自己的目標,出於股東利益的考慮,公司董事會就應該終止他的任期,至少也要有這方面的考慮。『我熱愛我的工作,但我身上已經發生了一些變化。在被免職後,原先的願望都被輕松的生活取代。永無休止的旅行和長時間的工作無法再吸引我。』他說。
康培凱收到過數十家不同企業和項目的邀請,希望他擔任董事,但都沒能引起他的興趣。『我不認為我還會擔任任何公司的CEO,這需要承擔太多的責任。』今年秋天,他已經開始享受閑暇時光和更加平和的生活方式。他思考過自己的情感和價值,從中得出的重要結論之一,就是嚴格的職業道德。『我想向年輕人傳授商業管理技巧,並與他們分享我在諾基亞積累的經驗。』他已經與一家教育機構進行過溝通。
無論如何,諾基亞和康培凱之間仍然有著很多聯系。他仍然是諾基亞西門子通信公司的董事長。他也仍然會去美國出差。一周前,他還剛剛從中國回來。他說:『從中國回來,花了我28小時。在曼谷機場時,我想,不應該這樣。』
這時,手機響了起來。芬蘭的許多企業高管都開始使用苹果iPhone,但康培凱卻是諾基亞的忠實用戶。『我想,我永遠不會買iPhone。』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