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華強北路拆去四年封街改造的擋板，人們從街口踏進來，都無法繞過『中國電子第一街』的標牌。只是坊間仍舊習慣以『山寨之都』、電子界的『莆田系』相稱，流傳的故事大多還是以假亂真的手機，和一夜暴富的草根。
華強北街邊的推銷小哥也從未看低自己：『我以後也是想當老板的，你知道華強北多我們潮汕人，我們潮汕人不願意給別人打工。』
手機批發商鄭彥標也是潮汕人，約十年過去了，他還留在華強北的賣場裡。下午三時，對面的店鋪仍舊被黃色卷閘門封住，像是沒有在等誰，誰也不會來。而賣場的一天又將走到盡頭。
華強北的手機市場已在崩塌，許多人的財富都與之泥沙俱下。
鄭彥標告訴記者，他覺得華強北改造是為了鞏固電子界的龍頭地位，但四年封街像是做了一場大夢，醒來後這個時代已經變了。
2017年6月，華強北經典的『一天』從午後開始。鐵拖車的四個輪子磨過水泥地，當，當，當，當，逐漸敲醒華強北的白日。商場裡撕膠帶的聲音漸次響起，價值幾十萬元的電子產品或元器件，封進一個個棕色紙箱中，在拖車上壘到半人多高。這些隨處可見的鐵拖車拖過嶄新的步行街，和主街背後仍舊髒亂的巷子，在倉庫、商場、停車場、居民樓中辦公與住家合用的店鋪之間，鋪開一張流動的毛細血管網絡。
華強北隨處可見的鐵拖車
這張萎縮的血管網曾是一條大動脈，行人車輛堵成一團。1998年，華強北從工廠區向商業街轉型，電子產品銷售起初是一點星火，不久便成烈火烹油。那時中國移動(微博)、電信、聯通三大運營商都尚未誕生，還沒有一個人用過淘寶，實體店還沒有被網絡銷售打壓的潰不成軍。華強北以一米櫃臺後的潮汕老板聞名，不少人成為了身價千萬的大老板，一些人把自己變成了億萬富豪。
改革開放初，曾裕『以為特區錢好賺』而來到深圳，第一次來華強北，還是一片人煙稀少的農村，幾間廠房倉庫，一地黃土，街上看不到十幾個人。
在那一地黃土上，華強北打下了電子工業區最初的根基。1979年，粵北兵工廠遷入深圳，取名華強，寓意『中華強大』。工廠附近的一條道路便以公司為名，稱為華強路。深圳獲批特區後，國家工業部與深圳合作發展電子工業，電子工業區漸成氣候。此後的三十餘年間，華強北發展出了最為齊備的電子元器件產業鏈，在2008年，中國電子商會授予華強北『中國電子第一街』的稱號。
然而異軍突起的手機市場卻獨攬了風頭，華強北手機銷售名震全國乃至世界。這裡誕生了難以計數的國產或山寨手機品牌，崛起了一支號稱技術『稱霸全國』的電子大軍，山寨機花樣百出，華強北成為電子界的『莆田系』。
據工信部數據，廣東是全球手機第一生產地。2016年全年來，自中國生產的手機超過21億部，廣東幾乎佔據產量的一半，高達9.6億部。而廣東電子看深圳。
但曾裕如今留在華強北，不過因為鋪面還沒有到期，他告訴記者，他做工廠供貨，找他拿貨的商家許多已經關門。也看不到未來，『沒個底，不知道是好是壞』。
2013年，華強北封街改造，規劃發展成以區域性的電子專業市場為代表的國際物流中心、多元混合的市級商業中心、高新技術研發中心，同時兼有商務辦公、居住等功能的綜合性片區。
這不是一場毫無痛苦的轉型，曾裕想起剛到深圳時，朋友告訴他：『要來深圳發財是挺容易的事情，要來深圳熬日子，是挺難熬的。
華強北由盛而衰的手機市場
1999年：每個中國人都將擁有一臺手機
汕頭人洪欽見證了華強北手機輝煌的開端，他向記者形容2000年初時，『可以這麼說，所有人進這個行業都能賺錢。』
1999年，諾基亞未死，塞班系統正紅，諾基亞功能機3310發布，後來人們以『不死傳說』相稱。
那一年，洪欽到華強北做手機銷售，只有十幾歲年紀，身邊是第一批華強北的手機淘金者。他仍能背出那時深圳最著名的五個手機品牌：摩托羅拉、諾基亞、三星、西門子、愛立信。
1999年，國產手機約70萬部，全球手機銷量2.8億部。
但洪欽堅信，13億中國人，未來每個人都會有一臺手機。
諾基亞3310
他賭對了華強北十年的市場。諾基亞3310在下市前的5年間共計賣出了1.36億臺，以歷經千摔萬砸仍然能夠開機使用而名垂手機史。屬於王者榮耀和憤怒的小鳥的智能機時代還未開啟，最經典的手機游戲是貪吃蛇——人們曾那麼熱衷於控制小屏幕上一條小蛇，吞下一個個方形色塊，越來越長，最終觸到屏幕邊界或自咬尾巴而死。
1998年，由於工業成本上昇，華強北完成了第一次向商業街的轉型——外遷電子工廠，廠房時期的幾棟倉庫改造成為商鋪出租。深圳是全國最靠近香港、開放貿易的口岸，是第一個經濟特區，而成熟的手機市場也先出現在深圳。
當時做手機零售，只能找華強北的批發商。因為在1999年，還沒有一個中國人用過淘寶，中國移動、中國電信、中國聯通三大運營商都尚未組建。
由於內地沒有形成銷售體系，零售商必須到深圳拿貨。洪欽記得，上海、北京、太原、石家莊、重慶、濟南……從大城市到二三線的省會城市，都是深圳發貨給當地的零售商家。華強北幾乎佔據了手機的供貨渠道，而每一代新機推出後，第一站必到華強北鋪貨，纔能影響全國的市場。
華強北的電子產品市場龐大、物流繁忙，半夜快遞仍舊接單
那時華強北經典的『一天』，從早上九點開始。賣場9：30一開門，全國各地口音的零售商隨即擠得馬路水泄不通。『會擠不進一家去拿貨，因為太忙了，就去擠第二家、第三家，最終找到一家聊得來，合作的好的，以後就跟這家拿貨。』
洪欽和團隊忙的時候，『沒有人是可以閑坐著的，忙的飯都沒的吃』。國內外客戶都來跑市場、看價格、看新機款式，一個新產品就是一個新的賣點。一家手機店需要僱傭60個銷售員，三班倒，從早上9點賣到凌晨2點，全國各地的零售商排著隊打款，再等著手機發貨。
洪欽說，那時批發商甚至可以控制某一款手機的價格，因為一個機型只有幾家店鋪在銷售。如果客戶反映拿不到貨，就可以派幾個人踩點調查出貨量，如果要100臺只給50臺，就能估算有多少貨。貨一緊張，就可以控制、提高價格，幾家就可以壟斷市場。
一米櫃臺走出億萬富翁的神話不斷上演。華強北的租金水漲船高，一個鋪面要租到兩萬、三萬，轉讓鋪面則需要花幾十萬、上百萬來『喝茶』。『但是拿下來就一定有機會，能賺錢』，一個月走貨數千臺的快錢讓人們仍舊哄搶鋪面，華強北『一鋪難求』。
洪欽記得那時花錢如流水，2000年的時候，請客戶去夜總會、吃宵夜，每次花錢都達到了幾千元，『可是第二天簽一張單子，就都回來了，能花錢就能賺錢。只要客戶喜歡來深圳，那麼一直會有生意做。』
於是那時外地人去深圳一定要看三個地方：世界之窗，羅湖口岸的東門服裝市場，以及華強北。
iPhone向華強北開了一槍
華強北的電子全產業鏈，讓山寨手機在手機貿易後借了一陣風，在洪欽的記憶中，2003年至2008年，是華強北山寨機風頭最勁的時候。
2003年，臺灣公司聯發科突破了諾基亞、摩托羅拉等公司壟斷的芯片技術，推出了出了第一款單芯片手機解決方案，具備通信基帶、藍牙、攝像頭等模塊。而華強北恰好擁有電子元器件到模具廠等最為齊備的產業鏈，組裝出成品手機只需要數周，成本低至數百元。
華強北崛起了難以計數的山寨品牌，時至今日，洪欽仍更願意稱為『國產品牌』。
那時功能機太過單一，無非是諾基亞可更換顏色的後蓋，從翻蓋手機到滑蓋，搭載的卡爾蔡司鏡頭，『但對年輕人的心態需求是不夠的，品牌功能機又貴。』
華強北手機賣場
洪欽記得，年輕人反而喜歡個性十足的山寨機，三卡三待，造型酷炫。華強北崛起了難以計數的國產手機品牌，倒不是有研發能力——只是在已有手機的基礎上昇級，『可能有一個團隊，就是專門改造手機，但是牌子不一樣。那時在華強北，你出什麼東西，我很快就能比你好。一定要比你好，我纔推出市場。』
新的手機一上市，其他廠家拿到系統再稍微改動，貼上自己的商標，用很少的投入就能加入戰場，靠微弱優勢競爭。洪欽記得，那時各個牌子『你追我趕』，做的人太多，產品打起價格戰，山寨機的質量越來越差。
高仿機也盛行起來。鄭彥標記得苹果手機流行之後，一款新機發布之前，盒子包裝、高仿產品，都已經齊現華強北，就等著上市。
等到iPhone5上市後，山寨手機在華強北幾乎再無市場。『那之後，好像所有人都傾向品牌手機了。山寨手機拿在手裡，沒面子的那種感覺。』
市場的風向一夜轉變了。商家卻還沒有適應市場，幾萬臺庫存手機成為虧損源頭——只能爛在倉庫。成本500元一臺，要賣700元-800元一臺纔能有收益，可是市場迭代太快，500元一臺也沒有人要，『這時國外的人就來給你出貨，那就是300元、400元出貨了。』
可是國外市場也未必能銷出庫存的山寨手機，『跑路也慢慢出現了，國外那些」鬼佬」(外國人)做的不好，也學會跑路了。』
在手機批發興起的最初，是零售商先打錢來，排隊拿貨。後來形勢逆轉，廠家要先發貨，再去排隊收錢。洪欽的一些朋友擁有幾百人規模的工廠，最初一年賺了幾千萬，『全部虧回去了。還有一些人收不回貨款，慢慢慢慢，就被拖死了。』
冬天真的來了，深圳也決定壯士斷腕，主動摧毀這個山寨王國。2011年，在華強北路曼哈數碼廣場以東的居民樓上，近千部山寨的苹果、諾基亞手機從18層樓上砸下來。路上停放的轎車，人行道的鋁合金欄杆，都被砸出了坑，留下一地紅色碎片。那是在當地警方打擊山寨手機的行動中，藏身居民樓中的山寨手機生產者一面鎖緊了門，一面扔下手機銷毀證物。
山寨手機商從樓上砸下手機，銷毀證物
更多的華強北商人，在浮躁的山寨機時代攫取了大批財富，習慣了每日大筆揮霍收入。但在寒冬到來之後，一批硬件廠家跑路，一批硬件廠家停產倒閉。
在華強北封路日漸蕭條的幾年間，珠三角的代工手機工廠也經歷了一場生死。其中在2015年的年關，東莞手機代工工廠兆信通訊資金鏈斷裂，董事長高民在深圳自殺，他留給員工一封絕筆信，以『願賭服輸，我輸了』開頭，彼時國內手機庫存量過億，市場卻不斷下滑，價格不斷擊穿底線，大批代工廠倒閉。
高民在絕筆信最後留下一句：『兄弟們對不起了，你們一定要站起來。』
手機帝國崩塌
1999年，洪欽第一次在華強北賣手機，馬雲(微博)在杭州草創阿裡巴巴集團，命運在饋贈的同時，也把危機一通埋下。
2010年之後，網絡手機銷售逐漸鋪開，價格透明化，倒逼線下手機價格跳水。2014年，京東與阿裡巴巴先後在美國上市，線上的手機銷售一面奪去了華強北的市場，一面把市場價格壓到最低，給了華強北的手機銷售致命一擊。
洪欽的一個客戶在東莞開有十幾家店面，設在每個鎮的工業區旁邊。曾經，工廠一下班就湧來人山人海，工人都來買手機、換手機。但現在，這些實體店已經全部倒閉。
鄭彥標在智能機興起時進入華強北，可惜幾年之間，銷售已經轉向了網絡。他下午3時來開檔口接單發貨，晚上7時出頭就回家。有做了幾年的老客戶，還從來沒有見過面。微信群一看就知道價格變動，苹果手機也只有固定幾款，顧客不再有試用手機的習慣。
阿裡巴巴試圖讓鄭彥標到淘寶上賣手機，鄭彥標發現，網上的價格比他從工廠拿貨的價格還要低。一部手機賺5塊錢，銷售500臺纔能回本，『可是500臺手機要投資多少資金？』
一句話在鄭彥標的同行圈中流行了起來：『冒著賣白粉的風險，投著賣珠寶的租金，賺著賣白菜的利潤。』
山寨機的利潤反而更高，因此一些檔口都把山寨手機放在了主推的位置。但華強北為山寨之都而蒙羞，頻繁查貨、打擊假貨。明通手機城一度整棟市場都被山寨手機佔領，現在卻以銷售手機配件為主。
從華強路得名至今，近四十年過去了。2016年深圳的GDP達到1.96萬億，僅次於北上廣，人均GDP更是名列全國第一，而服務業佔GDP比重首次突破六成。山寨之都變成了華強北希望洗去的恥辱，華強北開始為自己規劃一個硬件創業天堂的未來。
誰做誰賺錢的年代也已經過去了，十年之間，鄭彥標算得人工成本從600元上漲到2000-3000元一人，而福田區的租金已經相對便宜，因為收入落後其他地區，空置率高。與此同時，賺的錢卻沒有之前多，很多人都做不下去。
華強北招租的鋪位
鄭彥標覺得，華強北開街之後，逼不得已，要發展出一支正規軍，要重新打個品牌，否則活不下去。市場萎縮、風險又很高，只有擁有核心產品、擁有定價權纔能生存。
洪欽早已轉型做企業投資，他覺得手機銷售賺錢快，但是太累了，把一個年輕人的全部世界圈在賣場裡：『一天從早上做到晚上，都是在這個地方，沒有時間去外面，那時畢竟年輕，希望能出去。』
洪欽在華強北生意紅火的時候，投資了很多鋪位，一次性幾萬幾萬交租金後，不料生意卻沒有火起來，虧了二十萬元。他覺得沒有緣分了。
『算了，可能人賺錢，就是命運。』他手握著現金流，又不敢去投資不熟悉的領域，投資房地產卻很像他做手機時投資鋪面。洪欽漸漸發現，鋪面有限，只有房地產，是多少錢都投資不完的。
2011年之後，洪欽身邊第一批淘金者集中退出華強北，改做餐飲、金融、房地產、研發其他產品。
2013年，華強北宣布封路改造，曾經的諾基亞帝國分崩離析，被微軟收購，然後轉賣。
2017年，華強北封街重開，諾基亞宣布復刻1999年的3310機型。洪欽曾跟隨諾基亞走了十年，他為此興奮，但知道世事變幻，『現在的市場和以前已經不一樣了』。
在這一座山寨王國的崛起與崩塌間，華強北不再是全國為數不多的手機集散渠道，只留下龐大的二手翻新機市場暗中運作，深圳不再是中國為數不多開放和高速發展的城市，市場從未等候過走慢一拍的參與者。
曾裕現在對著困境也還能嘻嘻哈哈，他說自己來時是個農民，『前景不明朗，不知道什麼時候生存不下去，要去美國討飯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