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幾乎隔一天就要直播一次，每次都會選在深夜直播，因為這個時間段流量最好。”張曉曾做過半年大學生主播，對於那段深夜直播經歷，她很少願意主動回想。直播時，每當有粉絲進入直播間，她都要表現得非常積極主動，“前5-10秒決定了粉絲去留，就得使出渾身解數在這幾秒內把粉絲留住”。

　　張曉大二時，有MCN機構來學校招聘主播，通過面試後，她與機構簽訂了合約。經過簡單培訓，張曉做起了陪聊主播。但沒過多久，她就決定離開這個行業。

　　有粉絲一個月掙幾千元，全用來刷禮物了

　　張曉的粉絲幾乎全是男性，很多在現實生活中沒什麼朋友，經常會在深夜直播間裡向張曉訴說生活中的不如意，這時張曉就會化身“溫柔妹妹”勸導對方，向對方提供情緒價值。

　　沒過多久，公司要求張曉和其他主播開設小號，粉絲在直播中打賞到一定數額，便可以添加聯系方式。自此，張曉不僅需要在直播時保持積極狀態，下播後也需要花費大量時間通過小號維護粉絲關系，提昇粉絲黏性。

　　很快張曉發現，很多粉絲不是抱著單純做朋友的心態來私聊，“他們中很多人是希望能發展‘朋友之外的關系’”。

　　“深夜陪聊女主播，就是通過向男性粉絲販賣性幻想來獲得收入的。”意識到這一點，張曉開始對這份工作產生抵觸心理。不久後，公司要求她們向流量熱榜前幾位的女主播學習，“我去看了她們的直播，穿著暴露，跳著性感舞蹈”。感到自尊心和隱私被踐踏，張曉決定離開主播行業。

　　陪聊主播麻丹彤同樣決定不再做“擦邊主播”。

　　上大學時，聽說做主播很賺錢，麻丹彤便開始嘗試。因為身材外形好加上性格大大咧咧開得起玩笑，她選擇了陪聊主播賽道。“我所在的直播平臺生態很復雜，什麼樣的主播都有，多少都會沾點‘擦邊’，偶爾我也會為了吸引流量在直播間講些黃色笑話。”有時麻丹彤一晚能賺一兩千元。

　　麻丹彤告訴記者，“做這類主播，主要還是得‘等大哥’，直播間裡只要有一兩個願意為你花錢打賞的有錢大哥，那收入就不用愁了”。

　　但一次偶然的發現改變了麻丹彤的想法，她發現她的“榜一大哥”並非是想象中的有錢人，只是一個開大貨車的司機師傅，粉絲中還有年紀很小的汽修廠學徒，一個月就掙幾千元，卻全部用來給她刷禮物。“他們可能就為了直播時那句‘謝謝大哥’，或是直播間裡其他粉絲的追捧，就瘋狂刷禮物。”麻丹彤說，“我感覺這錢賺得昧良心，他們家裡可能還有父母妻兒，本身賺錢也不容易，卻為了虛榮在直播間揮金如土。”

　　某直播公會運營負責人古岳說：“深夜直播流量是最‘頂’的。主播在直播間把粉絲情緒調動起來，消費潛力無限”。

　　“另外，其實業內都明白，像擦邊主播或是賣慘搞詐騙的主播，短時間內或許會賺錢，但絕對不會走得長久。”

　　打賞的錢要想拿回來，幾乎不可能

　　民商法律師、知名普法博主李叔凡經常會在直播間回答網友的提問。前不久，有網友向他諮詢，發現家中老人要錢的頻率變高，拿出老人的手機一看，老人竟在一個直播間頻繁打賞，金額高達一萬元。這名網友守著直播間看了好幾天，“很明顯是一個‘賣慘’直播間”，直播間裡，一個農村破瓦房裡放著兩張床，一張床上躺著一名“行動不便”的老太太，另一張床上躺著一名40多歲的男主播，主播天天說自己和老人有病，媳婦受不了窮把他甩了，家裡財產被老家的親戚騙光了，求求家人們可憐可憐他，救他們母子倆一命。可這位男主播除了身上髒了點，一點看不出有病在身。

　　這名網友向李叔凡求助：“我母親年紀比較大，不能分辨這些直播間內容的真假，只是覺得主播可憐，想幫一把。這種明顯就是騙錢的直播間，母親打賞的錢能不能申請返還？”李叔凡非常理解諮詢人的心情，但也只能無奈地表示，這種打賞的錢要想拿回來，是非常難的，接近於不可能。

　　“夜深人靜的時候，往往是一個人情感最為脆弱的時候。一些專門靠‘擦邊’‘賣慘’來獲利的主播，就專門挑選深夜時段來直播。沒有外界的打擾，更容易引發情緒的波動，驅使人們感情用事，做出一些不理智的行為。最直接的舉動就是轉賬、打賞。”李叔凡說，“這種心理很容易被人利用，一旦用戶陷入了直播間主播構建的情感旋渦，就會被別有用心的人牽著鼻子走，難以自拔。不光會蒙受物質損失，感情也會受到極大的傷害。”

　　李叔凡認為，不僅是對個人造成傷害，對於平臺來說，如果對這類直播間不加限制，無異於助紂為虐。如果頻繁產生糾紛，甚至對簿公堂，那用戶和公眾對平臺的評價可想而知。都說“金杯銀杯不如百姓口碑”，一家平臺企業如果不能進行有效的監督和管理，任憑類似的低俗亂象毀壞企業聲譽，也肯定不會獲得長遠的發展。

　　整治深夜直播亂象不能僅靠行業自律

　　“深夜直播的存在填補了一些人的心理需求。”中國傳媒大學新聞學院副教授詹騫認為，“網絡也是線下社會、真實人性的某種反映，加上網絡直播的獨特生態，纔導致一些亂象層出不窮。”

　　李叔凡告訴記者，網絡直播滲透進生活的方方面面也不過是近幾年的事情，法律的制定具有滯後性，可能無法及時回應新興的社會現象和需求。“從法律角度而言，對於‘擦邊’‘賣慘’等直播間亂象，可以根據民法典、刑法等法律的相關條文判定是否涉嫌虛假營銷、是否構成詐騙等，更多需要根據個案的情節來判斷。”

　　“一方面，違法成本低、收益高，另一方面，存在監管盲區和漏洞，就總會有人鋌而走險、以身試法。”李叔凡表示，“如果僅靠平臺或行業自律，那大概就是讓一個人既當球員又當裁判，是不太現實的。所以，要想真正實現行業規范，還得依靠政府管理和法律的完善。”

　　治理網絡直播亂象，李叔凡認為，現階段更需要各地政府部門履行屬地管理責任，依法實施監管。政府應該適當提高對網絡傳播平臺的懲罰力度，鼓勵第三方媒體監督平臺，加大平臺消極監管造成的經濟損失和聲譽損失成本，以此促進平臺規范自身行為。除此之外，政府還可以動員社會力量，比如牽頭組織高校、行業協會等多方力量推進“自媒體”人纔教育和培訓，促進“自媒體”的職業化、規范化，最終營造“自媒體”職業健康成長的制度環境。

　　(實習生劉怡君對本文亦有貢獻。應受訪者要求，張曉、古岳、麻丹彤為化名)